作为宋词殿堂里盛开的“苏辛花”，苏轼和辛弃疾以截然不同的性情和文风各自撑起一片天空，为后世很多读者所喜爱，同样下笔有神，同样妙笔生花，他们的经历在转化成文字的瞬间，也深深印下了个人特色的烙印。非要在他二人之间说出谁是第一，这个结论谁也不会轻易下。只能说他们二人各具特色，伯仲之间，非要说他们在文学方面谁比谁强，一是有违历史，二是也亵渎人们对二人的美好印象。

儒生的治国抱负，让他们有了指点江山的气魄和魅力；在朝为官的经历和造福一方的使命感，让他们对百姓有同样的亲切感；在儿女情长的催化下他们尽情抒发浪漫主义的情怀；仕途的不如意，又使得他们在生活的坎坷中学会生存。梳理苏东坡与辛弃疾的人生脉络，他们的相似点实在太多。同样是学堂中出类拔萃的学生，同样怀抱经世治国的理想，同样在仕途上受过皇帝的赏识，又同样因为朝廷的排挤不得不闲居江湖。

从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开始，苏轼的父亲苏洵带着二十岁的他与十九岁的苏辙一同出川，进京赶考。担任主考官的欧阳修为了避嫌，在误将苏东坡的文章与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对号入座后，将本应拔得头筹的苏轼定为当届榜眼，放榜时，欧阳修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悔恨之余，更对苏轼的才学钦佩不已。就这样，在欧阳修的极力宣传和推荐下，苏轼成了当年科 举考试中最有前途的政治新星。和辛弃疾半路出家相比，苏轼的崛起显然更加名正言顺。在这之后，苏轼先后经历了“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乌台诗案等一系列事件和变故的打击后，先后被贬杭州、密州、黄州和儋州等地为官。

这时的苏轼，和辛弃疾一样，他也会因为自己人生境遇的不堪而望景怀古，深藏在苏轼心中付之一笑的洒脱，却成了他与辛弃疾之间最大的差别。

一趟赤壁古迹的游览，挥就了《念奴娇·赤壁怀古》，成就了独属苏轼的千年文化巅峰，还是原文照录一下吧，以便与后文辛弃的词相对应：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历史的烽火淹没在记忆的尘埃里，壁立千仞的山石边上，千年前的景致依旧，当年在此叱咤风云的人物却早已化为尘世的记 忆。年华不会因为人们的眷恋而停止自己的脚步，华发攀上鬓角的时候，四周污浊而晦暗的气息又成了生活的主题，无可奈何之余，苏轼突然发现自己竟和当年的英雄们一样，只能在记忆里回首年轻气盛的往事。

清风霁月，大江依旧，任凭世间诸多变迁，山河的景色从来不会变，变迁不定的只是看风景的人和人的心情。酒入愁肠，凭栏远眺时，苏轼对仕途的失望被淡泊所取代，作品在说服自己的同时也成为后人自勉的佳句。人生在世，沉郁愤懑的情绪自然不可避免，但苏轼用慷慨激昂的词调将内心的阴霾一扫而空的豁达却难能可贵。苏轼用壮志豪情丰富了宋词的功用，使其成为贬居生涯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依靠。在豪迈的诗句中，这位千古词人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也属于宋词的巨大变迁。

从此，词不再是爱情的专属，也不再简单地用来表达旅途的思念，它成了文人们排解烦闷的寄托，更成了变相表达政治意见的文字依赖。而传承这种文风的后人中，辛弃疾自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苏轼喜欢用口语化的语句使自己的诗词显得清新脱俗，辛弃疾同样喜欢用俚语入词，让诗篇看上去显得跳跃、活泼；苏轼喜欢借用古人的故事让情感表达更有底蕴，辛弃疾同样喜欢引经据典，让诗句更显厚重。如果非要在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诗词中找出不同，那么，他们作品中最大的差异就在于篇章的结尾。虽然他们都常以气象阔大、笔力苍劲的场面开头，但一番感慨过后，苏轼总能重新找到出发的心境，辛弃疾却常常沉浸在悲哀与惆怅中难以自拔。

有人说，造成这种不一样的原因是辛弃疾本身的性格使然，因为从个性上讲，辛弃疾便没有苏轼那般洒脱自如。诚然，这样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可是，若能仔细品读辛弃疾所处的那段历史，反映在他诗词最后的个人情绪似乎又与他个人的秉性无甚关系。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是公认的用典高手。这一点，除了因为他博学广识，更重要的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中，能与他成为知己的人实在太少。对于辛弃疾来说，朋友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诗人还是名妓，无论是高僧还是道人，只要能与他趣味相投，便可成为他朋友中的一员。他常常和朋友们游山玩水，登高怀古，也常常与雅士在歌舞升平中享受人生欢愉。在觥筹交错中，他闲居的生涯里多了几分趣味，无聊与乏味也就此烟消云散。

可惜，浮于表面的欢乐终究不真实，就算夜夜笙歌，辛弃疾渴望建功立业的想法还是萦绕心头，不肯离去。放眼望去，南宋朝廷在偏安一隅的自我安慰中妥协着、逃避着，尽管孝宗北伐的决心强烈而明确，朝中却早已没有像岳飞一般的将领，辛弃疾收复失地的抗金理想也只能在岁月蹉跎中成为泡影。

无人可诉的他只好将自己置身于浩瀚的历史烟尘中，以寻找志同道合者的安慰与理解。想当年，南朝宋武帝挥师北上，于金戈铁马中收复了洛阳与长安，西汉霍去病也因歼灭七万匈奴兵而“封狼居胥，禅于姑衍”。外族入侵的战乱与国土沦丧的耻辱同样在他们身上发生过，但昂扬的斗志成就了他们一段段报国雪耻的传奇。

那是怎样一种情景？又是何等的豪气冲天？辛弃疾心向往之，即使自己仅有一柄长剑，也渴望在冲锋陷阵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可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当下的现实注定了辛弃疾志向落空与希望破灭的结局。

从这个角度上讲，辛弃疾的悲伤不仅仅在于仕途的坎坷，更在于难以摆脱忧国忧民的心境。金国的经历让他体会了外族压迫下汉人盼望回归的心情，对他来说，南宋的建立与其说是王朝存续的希望，不如说是帝国覆灭的前兆。他知道金人称霸天下的决心，更知道向来尚文的宋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他的担忧与别人相比自然更加浓烈。

让我们再欣赏一下苏、辛二人分别写月寄情的词，看看二人的心境：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在文人的世界里，明月总是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古至今，每当文人手执酒杯于月下独酌时，高高在上的明月便常被他们当作倾诉的对象。

苏轼的《水调歌头》家喻户晓，当他举杯询问“明月几时有”时，深藏于传说中的琼楼玉宇便有了具象的色彩。在诗人的想象里，广寒宫也同人间一样，可以起舞弄清影，可以转朱阁、照无眠。可惜，心向往之的苏轼对未知地域的担忧还是超越了好奇心。

巧合的是，三杯两盏淡酒灌入愁肠后，辛弃疾也同苏轼一样有了别样的担忧。月色朦胧，稼轩先生举杯邀明月，在醉意肆虐的间隙，他抛开凡人对天神的敬畏，执笔疾书，将胸中对明月的疑惑质问到底。

向西而走的月亮究竟要去向何处，是到另外一个人间，还是被浩浩长风送走呢？它从不掉下来，是否因为有人用一根无形的丝线将它系住呢？广寒宫里的嫦娥如今是否出嫁了，若未成姻缘，清冷之地能如此长久地留住她的又是谁？

传闻月游海底，这事究竟是真是假？海中的万里长鲸据说横冲直撞，如此的行径是否会将玉殿琼楼撞破？还有，玉兔可曾学会了游泳？不然，待明月重新离开海洋时，它又如何能安然无恙呢？

古时诗词大家对明月发出询问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像辛弃疾这样将问句贯穿到底的则绝无仅有。动荡的朝局让辛弃疾充满担忧，那种源自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让他对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恐惧与忧虑。南宋的朝局如同过海的明月一般，看上去稳固，实际上却惊心动魄。女真的入侵如同肆意冲撞的长鲸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把一切美好撞入海底，以至万劫不复，再无生机。

北宋的政局在一轮又一轮的改革里跌宕起伏，帝国财富与尚可同他人抗衡的国力还是给了人们安稳的依靠。苏轼当年对高处不胜寒的担心能在最后转化为“但愿人长久”的淡然与期盼，除了他本身是个乐天派，周遭环境的安稳也同样重要。与之相比，辛弃疾的结局悲凉了许多，因为他的郁结到最后也无人能答，无处可解。

倘来轩冕，问还是、今古人间何物？旧日重城愁万里，风月而今坚壁。药笼功名，酒垆身世，可惜蒙头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三杰。

休叹黄菊凋零，孤标应也有，梅花争发。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故人何在？长庚应伴残月。《念奴娇·用东坡赤壁韵》

看！把苏轼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是多么合适的组合，二人也许是惺惺相惜，多年后的一个深秋，隐居瓢泉的辛弃疾偶尔诗兴大发，与苏轼竟完成了一次超越时空的对话，不但词的内容步苏轼原韵，甚至连标题都注明了。诗词的唱和听上去动听而感人，既像一位追随者对先贤的崇拜，更是一位老朋友在时光里的应答。在无人可诉的凄苦里，苏轼曾经的慷慨激昂、淡定自如又何尝不是辛弃疾的精神榜样?

苏轼总是能在最坏的境遇里找到快乐，辛弃疾总是承载着苦难与不甘。二人诗词上的巅峰对决，苏东坡与辛幼安实在难分伯仲，人生旅途上的境遇和态度他们也各有千秋。正如苏轼与辛弃疾注定无法相遇一样，这两个伟大词人的人生做派也同样是平行线。我们可以赞扬苏轼的乐观，却也要明白并不是所有人能如他一般通达，更无法因为辛弃疾的悲怆而将他摒弃。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情，他们真实地影响着爱他们的人，谁高谁低，历史从来不会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们庆幸诗词的世界因他们而精彩纷呈，更庆幸历史因他们而参差多样。他们如同春天里绽放的花朵，颜色各异却充满生机，即便会招来不喜之人的非议，他们也固执地展现着属于自己的颜色，直到花开荼蘼，仍旧坚毅执着，从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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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苐一人是辛弃疾。他的诗词即毫迈，峥峥铁骨，铁马冰河，又有温情而雅，醉里吴音相媚好，他感情丰富，经历曲折，以致他的诗词，颇受喜爱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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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第一人”，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可比性，人们说起来，无外乎是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甚至周邦彦等等。我承认，这些人都缺一不可，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第一。但一定要我选，我还是偏心苏轼。

一、苏轼改变了词的发展史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二、让词“自成一家”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三、开启豪放词的先河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四、增强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五、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六、变革了词的艺术手法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综上所述，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

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因此说苏轼是当之无愧的宋词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