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提问。先表明观点，战国时百家争鸣是一种现象，不是哪一国的治国方略；武帝的独尊儒术是为了稳固统治的政治需求，而且武帝遵的儒术是新儒术，不是传统上的儒家思想。

一 多国并存造就百家争鸣。

战国时，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各国为了发展壮大，君主都在摸索如何管理国家，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处理国际关系。这种多国并存的空间为多种思想流派并存创造了空间。各种思想家奔走各国向君主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墨家推销“非攻”，儒家推销“仁爱”，法家推销“重法”，如果君主喜欢自己的理念，就辅助君主，不喜欢就换一家再卖。这就像市场上有多个不同的卖家，有多个不同的买家，各种生意自然兴隆，各个卖家基本都不会饿死。

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作为毛主席比较看重的帝王，刚上台的日子也不不好过，主要是权利不在自己手里。当时权利主要在武帝的祖母窦太后手中，这个老太太信奉无为清静的黄老之学，对儒家思想极为痛恨，武帝初期，曾经有权臣试图推行儒家思想，都被老太太收拾的明明白白的。

直到窦太后驾鹤西去，儒家势力再次崛起，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将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神化君权，注重礼仪规范，注重三纲五常，这些思想能够稳固封建统治，这和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大君主权利的政治需求是完全吻合的。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武帝一朝能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被历朝历代继承发展的主要原因。说到底，思想只是工具，儒释道都在封建君主的工具箱中，哪种趁手就用哪种，武则天信奉佛教不也是为了使自己统治合法化吗？

综上所述，历史发展到不同阶段，皇帝需要哪种治国方略，哪种思想流派就会登上历史舞台。都是工具而已，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是否合用之分。

以上是我的答案，欢迎批评指正。喜欢的可以关注，一块聊聊有温度有意思有趣味的历史。

其他网友观点

都是时代的需要。

战国时期，各国时刻面临着吞并与反吞并战争的考验，所以，各国君王主要考虑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所以法家把国家打造成军国体制，其余的纵横家、兵家等等也都是为战争或外交服务的。

汉武帝时期内乱已经完全平息，匈奴被打的远遁西方。中国进入和平时期。这时候知识分子再学一些兵法、纵横术，对国家安定会起到不良作用，而儒家思想注重克己复礼。国家需要一批忠君勤政的知识分子成为官僚，为皇帝治理天下。经过反复比较，董仲舒帮汉武帝选定了儒家。

一方面，儒生可以被举孝廉成为各级文官。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中的三纲制度是国家和家庭稳定的基石。而“无常”是对文官的素质要求。

虽说是“独尊儒术”，其实自汉武帝开始，一直到宣统退位，两千年来，中国历代所实行的其实是“以儒选吏，以法治民”。普通百姓基本都是文盲，哪里知道什么“四书五经”，他们只知道“杀人偿命，欠账还钱”。

总之，秦国凭法家统一中国；汉武帝开始，靠儒家思想保证了社会稳定。有用的就是合理的。

其他网友观点

当然是独尊儒术好。

我们要从不同角度看这个问题。

从汉武帝角度看，儒术是什么？是外王内法，就是外面实行王道，内在里用法家。

如果只用王道，这个国家大家都彬彬有礼，都父慈子孝忠君爱国，是办不到的，因为不符合人性，必须以法家为辅佐，去威慑那些不能遵守儒道的人。

如果只用法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极限压制人性，别人在忠君爱国父慈子孝之外，不能有一点其他的感情和做法，就又走到秦朝末年的窘境了，得到的是揭竿而起。

那么，除了儒家，就不能有别的吗？

比如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

对于道家，可以短期拿来用，就是生养生息。其实就是任凭人们自己去放纵人性，儒家还有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条框，人们尚且靠自觉做不到呢，何况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道家呢？那不成了原始社会了。

汉初，为了国家的恢复，实行了一段时间的道家的无为而治，所谓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这时候汉朝国力孱弱，这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外患上，只能暂时认怂，因为打又打不过，不打除了先装孙子还能干什么，你看汉高祖刘邦的白马之围，只能靠陈平去贿赂异族的女人才能解脱。后来主政的吕后，被异族直接写书信羞辱。这就是无为而治的后果，无为而治，说到底不如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无为而治效率太低。

在内忧上，就是坐看藩王权势做大，汉初刘邦封了兄弟子侄为王，各占一块土地，不交税，王国内一切收入都会自己，像齐王刘濞，因为封国内的盐铁资源丰富，封国很快富强起来，甚至眼看着要强过汉朝中央朝廷了，如果继续无为而治，恐怕江山要易主了。

其他网友观点

没有更好，只有更适合。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一种近似开放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独尊儒术，乃是一国治理结构，君主只有一家，那就毋须纷纷扰扰各逞波谲，君主顾左右而无主，这也有理那也有理，拿不定主意，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谓的“百家争鸣”，当然是各显其能，各逞其绝，每一个理论都有它诞生乃至推出的理论基础，也都有令人激赏的观点论调。

因为那个时候，华夏大地诸侯林立，大到千州万乘之国，小到荒芜弹丸之地，都有君王跑马圈地主宰君临，自然就派生出来很多依据国家治理结构和自然条件所形成的治理手段，这个是依据其各个邦域的自有特色决定的，并不代表可以任意东西，胡作非为。

也不可能全部适用于所有邦国。

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这个所谓的百家争鸣，只是在某个特定的邦域或者结构中才能适用。

而独尊儒术，就完全摒弃了百家争鸣这种治世观点，因为天下已然归于大统，也不容许诸多形而上的主张纷扰批离莫衷一是，这就必须有一个乾坤独领、乾纲独断的威权集合，以利于全国上下形成一盘棋的统一思想、政治合力。否则的话，那就会致使国家治理体系分崩离析、各自为政。

这两种治理思路都没有错，也分不出高低上下，只是适合度高与低的问题，也不存在好与坏的区别。

就目前来看，百家争鸣这种环境或氛围更适合搞学术研究，采取大鸣大放的方式，让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有参与度。

尤其是现阶段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探佚，更应该秉承这样的观点，不能一家独大，也不能大搞一言堂。

这种治世格局更像目前西方世界所谓的自由世界，各种观点竞相抛出，却没有可以统领全局的统一模式，自然就是政事参差，各有所衷。

而这个观点最大的弊端，则是它的自由散漫，无拘无束，就像目前的疫情流行，若不是自由主义泛滥成灾，也不会出现诸如疫情居高不下甚至屡创新高的病态结构。

反过来，一家独大的集权主义，则可以举全民之力共同应对，赢得的效果就很可观，也很显著，比如我们国家的抗疫之战，就成效凸显，局势蔼然。

这个世界上向来不乏各种观点和依托，都在一定范围或者有限空间里得到印证。

只是这种印证更具有普世价值还是更有另类看点，这要施行者或者旁观者做出客观而公正的裁决。怕就怕深陷其中而沾沾自喜不知颖悟，那就免不了遭受披头盖顶雷霆一击。

裁决它的，当然是未来的走向，还有最终的结果。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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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没有哪个更好 主要看时间点吧

战国处于争霸时期 而当时没有统一的系统的参考方略，所以各国要不断的尝试才能找到合乎自己国情的方略

而到了汉朝，经过了战国和秦朝，虽说法制最终占据了主导，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

因此我认为作为乱世的战国显然百家争鸣更有利，而作为统一王朝的大汉独尊儒术更为拿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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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反过来看。

百家争鸣，乱轰轰你久唱罢我登场，圣人化世之说和邪魔祸世之说并行，由于邪说正好投了世人好色好利，多半还会远远压过圣贤之学。

所以，百家争鸣的后果就是战国，人心一乱，天下随乱。

而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华夏便终归于稳定的一统。

所以，治国之道，放任各种邪记流行，是极其危险的，孔子为什么诛杀少正卯，他就是类。现在写日记的那谁，擅长颠倒黑白惑乱人心。

人心一乱，国恒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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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首先得明白一件事，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你有天大的不服也只能跪着唱征服。

话说回来，无论是社会进步还是稳固统治，都应该鼓励百家争鸣，不能故步自封。就像现在的白左，三十年前是进步力量，现在已初尝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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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正是生产力高涨变革之时，所以自然也是百家争鸣，讨论未来之时。汉朝技术开始回落甚至比不上秦朝的那些军事，民族生产力，也是因为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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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尚担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一个定，两个争，三个乱。大统一，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恒标准。我们同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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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其实最后到大秦一统已经是法家独霸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看都是由多元化思想向单一思想让渡，说明君权在扩大，法家单纯的靠法律约束，已经不能满足君主对于权力和地位的奢求。

自周朝以来中国就是礼乐社会，表明经过东周乱世，国家机器正在步入正轨，君权在战争催生下不断强大，由法家所建立的君主集权模式社会较之单纯的封建社会要复杂地多，必然会对统治手段地要求越来越高，法家只是解决了君主强权的问题，并没有深入到思想控制领域，到汉武帝时期，君主集权国家已经发展了快百年，君主集权模式已经稳固，但还没到无限权力的地步，为了继续强化君权，保证社稷长治久安，就必须从思想上去根本解决，而儒家一向尊君向徳，可以与法家制度相辅相成，起到事半功倍效果。

汉武帝并没有用儒家取代法家，只是在治国体系中又加入了儒家思想，最终形成道法儒共存的局面，道以无为不扰民，法以同行不悖逆，儒以徳教使尊尊，这三个思想体系在国家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建国之初宜用道家以养民，建国中期宜用儒家以强君，建国晚期宜用法家以维系王朝道统，对于不同时期而言，这三种思想各有优劣，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情势需要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