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时大明有储君，于谦为何要改立一藩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的事件背景，当时大明王朝遭遇开国一来最大的一次危机，明英宗朱祁镇在大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而也在王振多次失误后终酿成大错，大明朝精锐毁于一旦，随军大臣死伤惨重，最可悲的是皇帝被俘虏了，而这是朝廷最不想看到的。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总要有人去解决，这时候于谦站了出来，在大明群龙无首，人心涣散之时，与太后拥立珉王朱祁钰为帝。那为什么不立太子朱见深为帝呢，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要知道当时太子朱见深才两岁，两岁的孩子能干嘛，就算在太平时期，敢立这种襁褓为帝，也是动乱之源，更何况在这风雨飘摇的乱世，因此于谦只有选一位有即战力的藩王。

朱祁镇朱祁钰是朱瞻基的长子跟次子，因父亲早逝，而朱祁镇9岁就在顾命大臣辅助下，所以两兄弟感情很好，按理说明朝的藩王是要离京的，但朱祁镇让朱祁钰留京，而且朱祁镇御驾亲征前任命朱祁钰为监国，也可以看出信任。因此继任皇帝朱祁钰是不二人选。

朱祁钰本来是位与世无争的王爷，对权力不感冒，就连让他继任皇帝，都有点不情不愿，是在无奈之下登上皇位的，而上位之初，确实也能任用贤明，使朝政焕然一新。

综上所述，于谦拥立藩王朱祁钰，而不立储君朱见深为帝，是有其时代背景和政治考量的，而于谦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让大明能够更好延续下去，但之后权力的诱惑让朱祁钰变了，最终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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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储君只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应付不了当时的危局。

在大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面对瓦拉太师也先屡次入侵明朝边境，明英宗率领二十万精锐大军御驾亲征。计划从大同北上，与瓦剌在明朝边境决战。明军刚到达大同就接获太监郭敬的密报，得知瓦剌已做好准备，明军立即从大同班师东返，计划从居庸关回京。途中遭遇瓦剌多次袭击，大同、宣府接连失守，吴克忠与朱勇率领的两部大军共五六万人，在鹞儿岭惨败全军覆没。余下部队移师于土木堡被瓦剌袭击，明军战败投降，伤亡过半，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大臣战死。

当此巨变传回京师时，人心惶惶更有甚者主张帝都南迁回到南京。因为当时帝国最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已经在土木堡之战中损失殆尽，只留下了老弱病残不到十万士卒。是无法阻挡瓦剌大军对京师的威胁，面对帝国如此严重的局面，以于谦为首的大臣力主抗战的主张得到了监国郕王的肯定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

敌寇将至，但是皇帝被俘国家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人出来主持大局，本来按照正常程序该立储君继位，但是储君年幼在如此危局下无法安抚人心。所以于谦就奏请皇太后立郕王继位主持大局。

综上所述，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面对当时的朝局情况下和储君年幼容易造成主少国疑的局面，所以才请立一藩王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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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太师也先入寇。而明英宗朱祁镇则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之下，决意出征讨伐，以效法明成祖朱棣之遗风，立不世之功。虽然群臣反对，但他依旧一意孤行。但临行之时，册立了朱见深为皇太子，而异母弟朱祁钰为留守，兵部侍郎于谦则主持兵部工作。

这也等同于确认了皇子朱见深的正朔地位。而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立下的“有嫡立嫡”的嫡长子继承制，一旦明英宗朱祁镇有不测，朱见深将是大明王朝毫无争议的储君。

也就在朱祁镇志得意满，自以为20万精锐，可使瓦刺望风而逃之时，王振的专权，气候的变化，导致粮草不继，人心不齐，一场土木堡大败也便发生。此一战，二十余万精锐死伤殆尽，而跟随朱祁镇出征的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英国公张辅等人也尽皆殉国，明英宗也被俘获。

而声势大壮的瓦刺军，则顺势直逼北京。而此时的北京城内乱做一团，郕王朱祁钰监国，以徐有贞等奸佞之辈则主张南迁，似乎一场大明王朝的“靖康之耻”即将发生。但此时的兵部侍郎于谦却站到了历史的前台，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他在严厉呵斥逃跑派的同时，选择支持郕王朱祁钰登基为帝，是为明代宗。而也正是在于谦的主持之下，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一场危局才得以化解。但是于谦的做法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在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后，他也被判处斩。

第一 主少国疑，形势所迫

当时的太子朱见深只不过是一个2岁的襁褓幼年，显然并不具备决断是非的能力，而朝堂之上更是南迁派，求和派等林立，如果一旦拥立他为帝，看似是维系了大明王朝的正朔，但对于当时已经是大兵压境的大明王朝而言，缺少能够乾纲独断的主事人。而且当时还有人意图册立襄王为帝，一旦假手藩王，局势可以用糜烂来形容。

2.第二 监国朱祁钰的优势

当时的郕王朱祁钰，在明英宗出征之时，被封为监国。而也正是在其摄政之后，御史陈镒上书诛杀王振全族，虽然一时无法决断，而是在群情激奋之下，王振同党马顺被群殴至死，得益于于谦的镇定自若，也积累了一定的声望。而且他本身更是比之藩王有最大的优势，身处京畿之地。

如果支持朱祁钰则更好布置京畿防务，同时避免册立朱见深所导致的要面对也先的政治讹诈，在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之下避免了朱见深面对父亲朱祁镇时的退让。朱祁钰与朱祁镇也不过是异母兄弟，这时反倒成了优势。

3.第三 于谦的个人决断

如果当时册立朱见深为帝，于谦可能就是忠臣，但更大的可能就是大明王朝的罪臣。当面对父亲、儿子朱祁镇被俘，也先的要挟之时，他将会之于朱见深、孙太后于不仁不义的境界。更加重要的是，朝堂之上，孙太后为女流之辈，难以压制各方力量，到时候倒下的怕就不是朱见深，而是偌大的大明王朝的百年基业。于谦的忠是先忠于国，再忠于民。可以说于谦的一生恰恰便是《孟子·尽心章句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体现。

当然，在于谦的构想之中，明英宗朱祁镇被敌酋所获，几无生还希望，只要朱祁钰按照礼法，不另行册立皇太子，大明王朝的正朔便又可以回到明英宗一脉，也算是为英宗保留的希冀。可惜的是他高估了朱祁钰的能力，低估了他的欲望；低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能力，最后也只能落得一个被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