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变法是否必要？

其次，王安石变法是否正确？

最后，司马光废除新法是否妥当？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就应该有结论。

北宋建立后始终存在三大问题：

1、冗兵

失去幽云故地，辽国骑兵可轻易掠过河北平原，冬天渡过黄河直杀东京城下。北宋基本无险可守，那就只能堆兵防御，所以京畿附近累积了全国禁军的6成以上。宋仁宗时期禁军达到顶点的82.6万。

北宋政治相对温和，凡是遭遇灾荒就将难民青壮年编入厢军，所以到宋仁宗时期，厢军已经逼近50万。

此外，出于防御要求而招收乡兵、番军、勇敢、效用军。

所以，宋仁宗时期国家军队超过150万。

2、冗官

北宋推行文治科举。同时大量设置官员以分薄权力，每个官员都身兼多职，有职、爵、勋、差、贴等多个工资俸禄。宰相每年薪金可达十来万贯。

此外，每个官员还可以为子弟带来数个甚至十几个恩荫。

3、冗费

150万士兵要养活，十万官员，几十万差役要养活，所以虽然北宋经济繁荣，常年财政收入超过7000万贯，但接近9成被用来养活军队与官员。

国家财政时刻紧绷。倘若出现一次大规模的灾荒，北宋必然倾覆。

宋仁宗：

4、朝野共识

宋仁宗时期，朝野上下已形成共识，变法改革势在必行，所以才有庆历新政。

然而庆历新政很快失败了。原因在于庆历新政只讲裁剪官员，节约开支，这显然导致大量官员利益受损。

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

前面说，庆历新政是节流，结果失败了。

自然，王安石就主张开源。

三无畏宰相：

然而，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只能是笑话。

变法前，北宋常年财政收入7000万，变法高潮时达到1.2亿，看起来增长了。却是民不加赋嘛？

没有机械化大生产，没有海外贸易，没有殖民掠夺，增加的70%税金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贵族地主缴纳的？

算上过程损失，百姓增加最少一倍的税务负担。可国用依旧不足。

原因就在于，王安石只是掠夺民财，而非开源节流并举，没有针对三冗进行任何改进与修订完善。

所以王安石变法，于国家财政局面，地方经济发展，军队建设，无一成果。

当王安石的学生，八品官的安门上监郑侠宁愿承担罪责，也要非法通过银台司快递向宋神宗呈递流民图，变法也就彻底破产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因变法未能达到目标也因为变法过程仓促，政策漏洞百出，王安石就直接将责任推到反对派的掣肘上，甚至以辞职胁迫小皇帝宋神宗处分反对派。

显然，率先破坏君子政治传统的新党，必然遭到旧党报复。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登相。在高太皇太后支持下将所有新法一一废除。然而这仅仅只是司马光对新党蛮横变法的政治清算。司马光没有改变三冗的办法，甚至没有试图解决问题的勇气，所以苏东坡很反感。

又一个拗相公的司马光：

真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

他提出《寒暑论》，明确承认变法必须进行下去，但坚决反对新党的操切，同时也反对旧党为了反对而反对新法的行为。也因此苏东坡自乌台诗案后不断被新党与旧党来回折磨，颠沛流离，却矢志不改。

其他网友观点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文人，他们的文学才能是出类拔萃的，但说到政治才能，可能就要差很多。因为文学和政治不是一码事。唐代的李白、杜甫都是这类人，文学超一流，政治一般般。这就是他们当不了大官的原因。而苏东坡不一样。他不但文学才能出众，政治才能也是一流。文学就不用说了，苏东坡无论是在中央当官还是在地方当官的时候，政绩都是很显著的。他在苏州当太守的时候在西湖所修的苏堤，今天还有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之时，成了变法的反对派。而在王安石下台之后，司马光废除新法的过程中，他又成了反对派。永远的反对派，使得他在政治上成了永远的倒霉派。让这样一个真正有才华之人，在为官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了官场上的失意之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苏东坡成为反对派，不是因为苏东坡错了。无论是他反对王安石，还是后来的反对司马光，历史都证明苏东坡没有错。但是，坚持正确未必就会得到好处，有时反而会倒霉，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有很多的，根本不用奇怪。

王安石做为改革家，历史的定位是正面的。司马光做为史学家，历史的定位也是正面的。所以，历来的史论家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称为君子之争，所争的是是非问题。两个人都是君子人格。这与明代后期官场之争是大不相同的。由于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学者个性，两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是原则性很强，守规矩而灵活性不足。苏东坡与此二人性格有很大差异。苏东坡是绝顶聪明之人，他处事之时，常常不囿于成规，不拘一格。比如他在参加科举考试之时居然敢编历史典故，就是一个证明。

王安石变法之时，大宋王朝是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慢慢一点点解决。可是，王安石的心比较急。他希望对大宋朝各方面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王安石在当地方官的时候，就对一些方面的改革进行了尝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于是，他当了神宗的参知政事之后，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工作。他改革的内容包括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活动必然给社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并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用人方面，推进过快方面等等，都影响了变法的效果。

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苏东坡提前就已经预见到了。当时的情况之下，王安石得势，又有皇帝的绝对支持，变法大政不可改变，这时，一些只图升官发财的人投到王安石的门下。这些人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个人谋利的因素，远远大于富国强兵。所以，出现了许多侵害下层利益的事。这些事情，就是苏东坡反对新法的原因。

苏东坡其实并不反对社会改革和变法。而是反对用人和做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王安石要强力推行新法。不允许有反对派对变法大事进行掣肘，于是，苏东坡只能靠边站了。

当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自己退下来的时候，恐怕会明白苏东坡半时泼的冷水是有道理的。苏东坡从黄州赦回的时候，路上曾去看过王安石。王安石曾对他说过一句名言：“礼法乃为我辈所设耶？”

司马光上台之后。决心要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王安石经过多年改革之后，一些新的做法，老百姓已经适应了，没有必要全部废除。只要废除百姓们意见大的，无法坚持下去的就行了。可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办事的时候，都是一根筋。司马光废新法的原则是，凡是王安石弄出来的，一律废掉。这种绝对化的办事方式，又受到了苏东坡的反对。因此，苏东坡又进入倒霉时段。

总之，苏东坡成为永远的反对派，并不是因为他错了。恰恰因为他对了。因此倒了霉也无怨无悔，正是苏东坡正直可爱可敬之处。他的人格比那些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小人们高尚的多了。苏东坡能成为千年一人的文化人物，除了他天赋极高的文学才能之外，还有他出众的政治才能和眼光以及高尚的人格。

其他网友观点

因为苏轼是一个真正关心民生疾苦，忧虑国家存亡的士大夫。所以无论是前期的王安石变法，还是后期司马光废法，苏轼都选择追随自己信仰的真理。

在宋朝开国时期，军权政权财权的过度集中化，使得大宋王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出现财政负担加剧，官僚体制臃肿等问题。

到了宋仁宗时代，国库空虚问题突显，朝廷不得不加大吸收民间财富的力度，而这一措施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锐化。

庆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实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最终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改革终止。

待到他堂孙子宋神宗继位，国家对外军事薄弱，只能靠财物维持外交关系，对内贫困积重难返，民生凋敝。在这内外忧患的夹击下，年轻的宋神宗满腔热血，发誓要有一番作为。

宋神宗向司马光请教，如何才能深化改革，为国家探寻出新的道路。

司马光说，人要先修身才能治国，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

司马光作为肱骨大臣，深知国家积重难返，变革是急不得的，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慢慢打开局面。

但是，过分强调细水长流，便容易深陷于因循守旧，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便容易深陷于庸碌无为。

在神宗看来，朝廷上的大臣是指望不上，泛泛空谈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他把眼光瞄向了名声在外却素未谋面的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官宦家庭，自小就有经世济时的抱负，进士及第后，历任多地长官，试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取得些许成效，便形成了系统性的变法理论体系，其口号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曾经他写成上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但石沉大海。聪明的王安石深知，身在基层的官员根本没有话语权，只有身居要位，才能让世人听见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将自己的变革理论推行下去。

他审时度势，静待时机，在仁宗时期，他推掉了多次晋升的机会，再加上他博学多智，见解非凡，生活简朴，一时间，天下读书人对他赞不绝口，成为圣人在世，人人争相与他交往。

宋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如故，彻夜长谈，在治国理政上取得了高度的君臣一致。王安石对着神宗心情澎湃地说：“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二年，王安石受命执政，变法运动开始，史称“熙宁变法”。雷厉风行的王安石，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新法，主要涉及财政的军事，终极目的是维护大宋王朝的长稳统治。

有变法派，就有保守派，这是历史规律。新法一出台，朝廷内争论激烈，其中以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反对最为突出。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一大批老臣以称病，辞官为威胁以求抵抗新法，司马光与熙宁三年离朝隐居洛阳，而后十五年不谈国事，闭门写《资治通鉴》。

而苏轼，早已看到国家的弊端，想要变革的心思在他心中骚动，但是面临着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他看到了富国强兵的愿景，但他也看到了民心不定的现状。所以他自然站在了反变法派的一边。

王安石计划兴办学校，废掉科举。苏轼上书《议学校贡举状》，表示坚决反对。

神宗看重苏轼的才华文采，想让他修撰《中书条例》，王安石反对。修《起居注》，再反对。

王安石新法的弊端逐渐显现，虽然新法重心放在国富上，但是随着国家收入提升，百姓的负担也在不断加重。再加上很多老臣出走，新人良莠不齐，一些贪利求进的地方官，为了晋升，不惜以重法压榨人民。新法中的“良法美意”实际上却成了扰民的工具。

苏轼看到如此现状，深知自己的立场是对的，坚守“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政治操守，捍卫真理，反对新法。

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奉劝皇帝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纪刚”，并同时对新法发起全面攻击。但却反映全无。

再写《再上皇帝书》，言辞激烈，“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依旧石沉大海。

因为对新法的反对意见日渐激烈，朝廷上小人察觉出神宗已对苏轼有不满之情，便开始罗列罪名，弹劾苏轼。最后因为有老臣求情，陷害之事不了了之，心灰意冷的苏轼，便上书请求外任，好离开这是非之地。

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司马光回京吊唁时，所到之处百姓聚集，纷纷哭泣请求司马光留在京城，辅佐君王，还百姓安居乐业生活。

而后，司马光成为高太后最重要的依仗，他们一致认为熙宁变法完全失败，当务之急，要排除一切阻力，废除新法，一切回到熙宁二年的样子。

同年，苏轼回朝，发现曾经变法的两拨人的关系位置对调，对抗的力量失衡。

在司马光的执政之下，一边起用反变法大臣，一边有计划地废除新法，元丰八年七月废保甲法，十一月废方田法，十二月废市易法、保马法。而后免役法的废止，却成为争论的焦点。许多反变法大臣，认为免役法比较有利，“法无新旧，惟善之从”，按户征税雇役，可以断绝官吏勒索的机会，确实是有可取之处。这帮支持免役法的大臣中，就有苏轼。

与司马光见面后，苏轼便将自己免役法的见解深入浅出作出了解读，希望司马光能够取长补短，合理对待免役法。

但是司马光性格执拗，面对苏轼的长篇大论，根本不以为然。苏轼坚持己见，撰写《论给田募役状》，详细阐述免役法便民利民的经验，但是司马光还是坚决不同意。最后和司马光闹翻。

半年之后，司马光去世，但苏轼与他的政治矛盾暂时停止，但未终结。司马光一生坦荡，虽说于苏轼政见不合，但从未开罪与他，待司马光去世后，由他提拔起的御史，却把苏轼作为必须除掉的政治敌人，党争之路才刚刚开始。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