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有人劝谭嗣同离开，谭嗣同说了一句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国家，变法家为之流血牺牲者，可谓屡见不鲜，究其根本原因，皆因在变法中都不可避免地伤害到了既得利益者，而遭到的报复。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可是，在执行新法期间，从上至下，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尤其是在此期间，太子嬴驷也触犯了新法，商鞅既无法处罚太子，又不能不做事以维护新法。于是，他依法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从此以后，新法的执行更加顺利，可是也为商君之死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即位，即秦惠王。此时，公子虔等人站出来状告商鞅欲反，对商鞅也有恨意的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未能成功，最终受车裂之刑而死。

不过，商鞅的新法却并没有随着他的死而告终，这才有了后来秦国的一家独大，秦王扫六合的壮举。

吴起本为卫国人，先仕鲁国，却不容于鲁国国君，被迫投奔魏国，受魏文侯起用，在魏国大放异彩，打下其一代名将的资本。可惜，魏文侯死后，新国君魏武侯却对他大不如前，加之小人谗言，吴起五十余岁时又一次远走楚国。

楚悼王先任命吴起为宛城太守，一年后升为令尹，负责改革。

同商鞅一样，吴起的改革也是颇具成效，可是也一样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楚国贵族们的利益。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一死，楚国贵族便把箭支全都对准了吴起。中箭的吴起强忍着奔到了楚悼王停尸处，将箭插入了楚悼王的尸体，并大喊：““群臣叛乱，谋害我王”，随着贵族们的乱箭射死吴起，楚悼王的尸体也中了不少箭。

最后吴起的尸身被处以车裂之刑，而与他“陪葬”灭族的竟达七十余家。

不过，与商鞅变法在商鞅死后依然得以保留不同的是，吴起死后，楚国的变法便宣告彻底失败了。

其他网友观点

法家的思想是血染的思想，他们是诸子百家中唯一现实的一派。面对社会种种弊端，他们勇敢的提出了改革的办法，然而他们中大部分人最终会被制度的惯性所吞噬，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其实下场不好的，除了问题中提到的商鞅与吴起，还有一个变法之士也不得善终 他就是晁错。

晁错是文景之治时期的人，在文帝时期担任太子家令，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被当时的人称为“智囊”，深的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景帝喜爱。

在已有的文献中晁错无疑是个法家之士。在《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所，与洛阳宋孟及刘礼同师。

所谓申商刑名便是法家，后来晁错也曾短暂的学习过儒家的典籍《尚书》之类，不过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法家思想，他也最终死在了他的思想上。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楚汉相争时，平民出身的刘邦为了灭掉项羽，争取其他诸侯支持。是搞了类似于“一国两制”的制度，即中央集权与分封制并存。

皇帝只有一个，函谷关以东却有很多异姓诸侯王。他们在领土内享有行政权、司法权、治兵权、赋税权、任命官员等权力。中央政府对诸侯国的约束力很小，他们除了要服从汉家的天子，不能挑战皇帝的权威称帝外，几乎皇帝能做的他们都能做。

而且诸侯王问题到了刘邦的时期就已经开始显现，刘邦在世时也开始动手处理这些诸侯王了，不过刘邦做的不够彻底。

刘邦的办法是与西周时期类似的办法，即把异姓诸侯王杀死赶走，让刘氏的宗室取而代之，企图通过血缘关系来维护政权的稳定。

然而这种方法并不能一劳永逸，也有一定的弊端，因为刘邦刚开始分封的时候，都是他的儿子、孙子辈血缘关系还很近。

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之泽，三代而终五世而斩。”

几代人下来，到了文帝景帝时期，血缘关系已经很远了，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封国上慢慢也尾大不掉起来，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任命官员的权力，可以培养自己的党羽与势力。韩非子这本书里《二柄》篇里强调的是两样东西，人主须臾不可示人，所谓二柄一个是赏一个是罚。

这两种权力当时的诸侯王都有，他们可以提拔任命自己的亲信，也可以对领土内的臣民按个人的意志，施以除死刑外的任何刑罚。

后来文帝时期诸侯王的问题还不严重，而且文帝是个不喜欢多事的人。汉文帝时期晁错曾经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意见。

文帝虽然没有采纳，但十分赏识晁错。当时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却对晁错的建议十分赏识。

于是想要变法改革的种子便种下了，到了景帝继位第二年，晁错再次上书建议削蕃，他写了一份有名的奏章《削蕃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后来也证明了晁错是对的，当时诸侯们已经有造反的能力了，只不过单个诸侯国无法与中央帝国相抗衡。于是他们因为“削蕃令”利益即将受损时便联合了起来造反，于是便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客观的的讲，晁错主张削蕃并不是对诸侯国有私仇，想假公济私，而是他的思想、法家学说的天性使然。

法家思想主张的是中央集权式的政府，他们的思想不允许也不能容忍有诸侯王这些国中之国的存在。

在法家乃至晁错眼里，普天之下只能有一个皇帝，一个意志。诸侯王竟然可以有兵权、司法权、行政权这些分庭抗礼的权力，这些特权是不能被中央政府所容忍的。

而另一方面，诸侯国是过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倾向于维护这个制度的长久稳定，于是诸侯国与中央帝国的矛盾便必不可少的发生了。

矛盾加深，便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吴楚七国之乱”，后来这场叛乱要不是周亚夫平乱有功，咱们的历史可能真要改写。

后来主张削蕃的晁错也因为制度的惯性被景帝杀了。有个典故叫“朝衣东市”，诸侯叛乱初期，叛乱的诸侯提出：“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于是景帝慌了，在袁盎等人的建议下，设计欺骗杀死了晁错。

那天景帝下诏，派中尉去晁错家，骗晁错上朝议事，结果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景帝的诏书，于是腰斩了晁错，当时晁错身穿着朝服。

这就是“朝服东市”的典故。后来晁错死了，诸侯国依旧在叛乱，汉景帝企图以晁错的生命来议和的企图也失败了。

事实证明晁错是对的，诸侯国确实是晁错说的那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是时间早晚危害程度不同罢了。

幸运的是后来尽管晁错死了，但他的削蕃思想最终在武帝时期得到实施，武帝后来所谓的“推恩令”，把大的诸侯国分封为几个小诸侯国，小诸侯国再分封下去，让诸侯国也失去了与中央政府对抗的筹码，算是变相的削蕃。

西汉的帝国解决诸侯问题后，国力蒸蒸日上，步入了发展的正轨，只是晁错却永远的死去了，他的死与之前的商鞅、吴起类似。

吴起与商鞅的变法与改革，都企图通过行政的手法改造社会的制度，却最终因为触犯了他人的利益，被旧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们杀害了。

一方面社会旧有的制度存在着惯性，另一方面变法之士触犯了旧制度下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于是悲剧便必不可少的发生了。

所以商鞅也好，吴起也罢，乃至后来的晁错，他们被谁杀死，以怎样的方法杀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死。举晁错的例子也是为了说明制度惯性下变法之士的必然下场。

往事越千年，现在法家已经进入了已故的纸堆中正在慢慢被人遗忘，他们的思想却永远融入我们现代人的血液。在当代我们提出的“依法治国”的理念也是基于法家曾经开拓过的土地上。

只不过我们不该忘记，法家的思想是血染的，是无数变法之士用流血与牺牲换来的。

全文完，我是青木山，一名历史领域的创作者，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头条号。

其他网友观点

假如你有两百块钱，另一个乞丐没有钱，一个人从你手里抢了一百给那个乞丐你会怎么做？

假如，有人问马云，你的淘宝抢占了实体店这么多利润，你分出一部分补偿给那些倒闭的店主，你猜马云会怎么说？

假如，有人问潘石屹、李嘉诚、王健林之流，你们的房地产挣了那么多老百姓的钱，把你们剩下的房子都拿出来给那些买不起房的人免费住，你猜他们又会怎么说？

如果说，求存是生物的本能，那么自私就是人类的本性。

这里并非是贬义，事实上，正是由于自私才会出现利益差，而利益差才是驱动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原动力！

有差距才会有欲望，而有欲望才会驱使人去创造去追求。

可是，这个过程并不平静，而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纵观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时代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轮回：

艰难的初创期—蓬勃发展的前期—到达顶点停滞的中期—日渐衰败的后期—穷途末路的晚期。

任何王朝，无一例外，都逃不过这个宿命。

而当一旦走入中后期，就会有一些思想上眼光上超前，具有良好的危机意识的人最先觉醒，这个时候，变法家便登上了历史舞台。

先驱自不必说，他们最早觉醒，痛民之所痛、哀王朝之哀。

他们试图以一己之力，唤醒已经日益沉寂的社会。打破已经趋近固化的阶级为当前王朝续命。

但是这个时候的变法者，面对的困难也是最大的。

一方面，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在拼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为此他们不惧怕法律、责难；只要能保持现有状态，杀掉这些有可能点燃燎原之火的人是最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下层阶级尚未被完全刺痛，他们还带有原有的惰性，带着对当前社会的虚假希望继续沉沦尚未觉醒。

在此时，就算是变法者有通天彻地的本事也难以反转这个社会。更不用说打破僵局，击碎阶级壁垒为当前王朝续命了。

而当社会进行到末期，此时的民众已然觉醒，干柴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只差一颗火星。

这时的变法者和社会大趋势却成了逆向而行。

觉醒的民众之中的先驱者的目标由变法续命转变成了改天换地。

原来的变法先驱，此刻却又变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遗老遗少，那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被新时代的火焰灼烧成灰烬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

以上，便是变法者不得善终的最主要原因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个人浅见，有不同意见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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